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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内需最大的潜力所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良性循环和动态平衡，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显著提升，2022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5.22%，1.4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城市群集聚人口和经济作用持续显现。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城镇化质量总体不高，城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动力和问题挑战并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深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推进城市群都市圈建设和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为重要抓手，进一步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城镇化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人口城镇化蕴藏着巨大的消费增长潜力，加快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不仅能够释放巨大消费潜力，而且可以为经济稳定增长带来新的动力。一方面，要坚持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配套政策体系，加快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全面融入城市。另一方面，要深入实施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易地搬迁，推进超大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和“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要补齐城市交通、供水、供电、通信、新基建等公用基础设施短板弱项，有效释放投资和消费潜力，进一步夯实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建设城市群、都市圈可以有效提升区域内各类人才、知识和技术等创新要素的集聚效率，缩小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发展差距，促进区域内城乡要素合理畅通流动，更好畅通国内经济循环。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深入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等深度融合，形成多中心、多层级、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要以同城化为方向，推进都市圈在生产力布局、公共服务供给、管理制度机制等方面实现协同、融合，更好释放都市圈潜能。

　　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近年来，我国在城镇化发展中出现了部分超大特大城市功能过度集中、中心城区人口过度集聚等问题。对此，需推动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由规模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实现城市发展能级、安全宜居和竞争力的全面提升，更好构建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要强化中心城市核心功能，完善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着力补齐民生领域短板弱项，加快推进城市更新，持续提升城市风险隐患排查、预测预报预警、应急指挥救援等能力。

　　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顺应县城人口变动趋势和发展分化态势，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产业基础、功能定位，挖掘县城优势资源，做大做强特色富民产业，拓宽县城就业空间。要建立联结城乡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打造宜居韧性智慧城市。这有利于增强城市的整体性、系统性、宜居性、包容性和生长性，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城市从粗放型外延式发展向集约型内涵式发展转变。要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城市基础设施体系化建设，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具体而言，要建设集约高效、经济适用、智能绿色、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因地制宜布置分布式能源、污水处理等设施，提高应急响应和快速恢复能力；构建连续完整的城市生态基础设施体系，统筹城市水系统、绿地系统和基础设施系统建设；推动城市管理理念、模式和手段创新，提升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荣西武系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副研究员) 【编辑:房家梁】

　　中新社广州12月5日电 (记者 蔡敏婕)“2023从都国际论坛”连日来在广州举行。40多国前政要、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外国驻华使节、专家学者等围绕“多边主义：更多交流、更多包容、更多合作”主题开展深入研讨。

　　10年来，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了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共建“一带一路”，已经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倡议转化为全球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在拉丁美洲是有非常明显的效应，大家都在谈‘一带一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确很有实效。我觉得其实在很多方面这些效果也超越了基础设施的领域。”斯洛文尼亚前总统、世界领袖联盟主席达尼洛·图尔克称，两周前，他在拉丁美洲参加会议的时候，从会议获知拉丁美洲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可，“它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它是一步步累积起来的”。

　　“尤其是不发达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时，会因为规则门槛而无法进入。而‘一带一路’倡议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开放性，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表示，基础设施落后是困扰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最主要障碍，“一带一路”倡议是以基础设施投资作为起步，以互联互通作为抓手，来缓解世界市场的失灵问题。

　　“要致富先修路，修桥修路，这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个经济体，如果要发展，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必不可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郑永年在论坛举办期间接受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实现物质意义上的互联互通。

　　“我们希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大部分老百姓都是可以获利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能共享中国的发展。”郑永年称，“实际上我们从基础设施建设转向民生经济发展，也是希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也能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一个普遍的价值观，没有人喜欢贫穷，也没有人喜欢一个富而不公的社会”。

　　在郑永年看来，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体量大，11个城市有着很好的劳动分工，比如香港是国际金融中心，深圳是科技创新中心，广州是全球商贸中心等，这种明确的劳动分工，对于经济发展非常有利，“共建‘一带一路’将会更注重民生经济的发展，香港、广州和深圳都具备这样的能力，我个人觉得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应当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领头羊’”。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石佑启看来，在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基础上，应着力构建更高标准的公正、透明、可预期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完) 【编辑:钱姣姣】